王峰教授2013年预测：15年中国人口减少，养老金和经济都受影响 |中国 |否认人口|出生率|生育率 mobile_网易移动
我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人口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都低估了中国人口下降的速度。我发现了一篇2013年的文章，是对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峰的专访。王峰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教授。 2013年，他预测中国人口将在15年内减少。事实上，中国人口将从2022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但王峰谈到了人口爆炸。近100年来，由于人类抗病技术的提高、营养水平的提高、文明程度的提高等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人口爆炸。但人口爆炸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出生太多”而是“死亡不够”。这就是实际情况。汪峰还谈到了日本和欧洲：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口老龄化国家能够实现长期财富增长的例子。欧洲和日本的福利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回想起来，人类整体已经学会了如何适应人口增长，但还没有应对长寿社会和老龄化社会的经验。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新课题。例如，西班牙是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失业率高达24%，其中年轻人口失业率高达68%。日本现在的年轻人被称为最悲惨的一代。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财富的增长。他们不仅过着舒适的生活，还可以用一部分钱来赡养孩子。现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年轻人很难入手。日本50%的年轻人以半临时工的身份进入职场。原本日本企业的传统是终身雇佣，但现在临时工泛滥，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和长期发展并不投入。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迟结婚或者不生孩子。结果，经济变得缺乏活力并陷入恶性循环。王峰表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老龄化国家能够实现财富长期增长的例子。中国“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愿景从何而来？像日本一样，50%的国家特里的年轻人从事兼职工作。财富如何增长？事实上，近年来财富并没有增长。但毕竟日本受益于中国的红利。男人只有有钱了，运气才不会太差。最终，70%的中国青年可以打零工，或者从事没有五保、住房公积金的低薪工作。中国的制造业正在淘汰不守规矩的机器人。制造业普遍是低薪工作。 2018年，官方公布制造业从业人员超过1亿，农民工8000万。但随着农民工老龄化，大学生也能老龄化吗？谁想去？如果高校“毕业就失业”的状况得不到改善，1995年至2017年这20年出生的3.6亿年轻人中，有可能有一半以上从事兼职工作。他们如何积累财富？不仅财富无法积累，生育率肯定会随着冻结而下降，很可能会降到0.5以下。
以下为王峰教授2013年专访全文： 被拒绝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我们一直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拥挤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你们的研究还指出，过去2000年的人口数据记录表明，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每三到四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但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似乎与之前的观念相矛盾。王峰：近年来世界人口史上最重要的故事肯定是生育水平急剧下降，中国也不例外。从1950年到2010年，世界各地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从5个孩子下降到2.5个，尤其是在中国，孩子数量下降到了2.5个。折痕从 6 到 1.4 到 1.5。为什么我们总说中国人口压力大？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对人口的了解给人们留下了印象。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压力是较早的现实。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一百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人自身的变化。世界人口从 15 亿增加到 60 亿，增加了四倍。我们的平均寿命从20世纪初的35岁增加到20世纪末的65岁。近100年来，由于人们抗击疾病的技术进步、营养水平提高、文明进步，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但人口爆炸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出生太多”而是“死亡不够”。问：这种快速的增长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慌，形成这样的想法：人口控制。王峰：人口的巨大增长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危机感。古代的国王总是希望自己的领地拥有较多的人口，这样国家就有更多的税收，也可以有更多的人来打仗。人口众多被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根据土著文化传统，生育能力对于种族的延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传统文化赞扬并鼓励多生孩子。马尔萨斯是一位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他对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感到担忧。他认为人口增长应该受到资源的限制。他的学说的基础是人口增长基于粮食政策，人口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该理论对政策制定者产生重大影响。渐渐地人们改变了观念：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就是，越强。马尔萨斯之后，人们开始担心人口越多，生活水平就越低。这就是当代人口控制政策的想法的由来。问：与此同时，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诞生了。王峰：马云认为人口的增长应该与农业的发展成正比。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级数理论——人口增长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存手段仅按算术级数增加。任何额外的人口总会以某种方式被带走，而人口又不能超过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然而，距离马尔萨斯提出他的理论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再证明他的理论是错误的。从1960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200%。但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制度l 绿色革命等改革使全球粮食产量增加了300%。也就是说，在这50年里，人口爆炸并没有带来粮食供应的减少，反而使人均粮食拥有量增加了50%。 20世纪也是人类财富增长最快的100年。世界经济总量增长16倍。与总人口增长4倍相比，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实际上提高了4倍。出生率下降的自身规律 问：很多中国人对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生育浪潮印象深刻。那时，“英雄妈妈”可以生9个甚至10个孩子。如果我们不控制生育，是否会出现灾难性的人口增长？汪峰：人口增长有其惯性。即使死亡率大幅下降，整个社会也不会立即知道。 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普遍发生的事情是人类的生命大大降低了死亡率。然而，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仍然让人们愿意多生孩子，从而导致人口迅速膨胀。每30年，人口就会翻一番。大约一代人之后，家庭逐渐意识到他们不再需要像前辈那样生育那么多孩子来确保存活的孩子数量。由于增长惯性的存在，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960年达到顶峰，年均增长率为2.2%。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63年，大饥荒之后，出现了补偿高峰。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约为3025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之前，中国社会自发地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l 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5，接近更替水平2.1。所谓更替水平为2.1，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平均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每一代人口都处于动态稳定水平，不增不减。 20世纪70年代的10年是中国出生率快速下降的10年。这些变化一般是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完成的。问：你的意思是人口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当人们发现不需要高生育率也能成功养育mga孩子，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因素，高生育率自然会下降吗？王峰：民众有自己的规律，政策制定者常常会被自己的决定所困扰。当每个人都对人口增长感到恐慌时，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各组织投入巨资来推广避孕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这一运动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就是国际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 20世纪初，女性成年后70%的时间都花在生育和抚养孩子上。 20世纪末，女性成年后仅有14%的时间用于生育和抚养孩子。进入21世纪后，世界又回到了100年前人口爆炸前的状况——生育率再次变得很低。当今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人口将变得越来越少。那些在生育高峰期来到世上的婴儿，如今已经开始步入老年，导致了社会要“头大脚薄”。而如果每一代人的孩子越来越少，人口老龄化将会继续加剧。问：您提到，这些变化一般是在 C 推出弱一胎政策之前完成的。这一说法颇为令人意外。王峰：1970年到1979年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现在我们再看当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发现它的需要是有限的。我们认为人口众多和人口快速增长是一个问题。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实际上，近年来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观念的改变是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问：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人口少是好事，这样每个人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理解正确吗？汪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成年人人口可以实现长期的财富增长。欧洲和日本的福利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回想起来，人类整体已经学会了如何适应人口增长，但还没有应对长寿社会和老龄化社会的经验。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新课题。例如，西班牙是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失业率高达24%，其中年轻人口失业率高达68%。日本现在的年轻人被称为最悲惨的一代。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期间经历了财富的增加。他们不仅生活安逸，而且只能用一部分钱来养活孩子。现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年轻人很难入手。日本50%的年轻人以半临时工的身份进入职场。奥里吉最后，日本企业的传统是终身雇佣，但现在临时工很多，企业不投资他们的技能培训和长期发展。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迟结婚或者不生孩子。结果，经济变得缺乏活力并陷入恶性循环。公共政策文件提出：当一个国家感觉自己的生育率由过高转为过低，并决定将公共政策从控制人口转变为促进生育时，通常需要经过什么过程？王峰：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意识到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需要鼓励生育时，政策通常会有10到12年的滞后。中国的出生率在1991年就低于更替水平，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2000年左右改变政策，我们的反应不会太慢。但现在我们我们已经推迟了十多年，而我们对人口现实的反应已经落后于许多国家十多年。我们对人口的大部分认识仍然停留在“马尔萨斯陷阱”中。现在回想一下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我觉得当时有很多误解：第一，把人口看成一个数字，是经济学中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人口就不会增长。而且，如果强行割断家庭几千年形成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那是一种残酷的文化怪事。 “三年内生育率要降低到多低”的想法只是把人当成数字。其次，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缺乏认识。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人们被认为是主要生活方式的竞争者。三、了解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有限的。我们现在认识到，环境资源的状况更多地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有关，而不是简单地造成人口众多。现在可燃冰和页岩气的开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源前景。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人类的创造力常常被低估。第四，人口与商品的关系。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也就是说，人类创造的财富高于人口增长的压力。但基于此时的压力，中国政府提出短期内硬着头皮控制人口。问：1991年，中国的出生率低于更替水平。很多人认为这是计划生育的贡献，不然我们今天会更充实。汪峰：正如我之前提到的，o我们的成功率在1979年下降到2.75。如果你比较伊朗和泰国等国家，你会发现即使他们没有像中国那样实行一胎政策，他们的生育率也已经下降到和我们一样的水平。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经常用“30年减少出生4亿”的说法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这种说法并不是严格的科学论证。事实上，根据我们的粗略计算，一胎政策本身仅导致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数减少了1亿多，剩下的出生人数不能归咎于严格的计划生育。而且，“少上限生育”的得失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也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问：山西宜城是中国广泛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例外，它没有实行一但近年来其生育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王峰：中国刚实行计划生育时，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亮中堂认为，这不符合农村实际。他担心数以千万计的人会与政府争夺孩子。而且，梁中堂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他认为，晚婚、晚育以及多生育二胎时间隔、放开的方法，也能达到控制人口总量的目的。后来，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山西宜城的经验很好，但它的经验没有得到推广，所以只能算是一个特例，而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特区。特区的经验值得借鉴。问题：为什么这种良好的体验很难维持？王峰：从2001年开始，人口统计学家意识到中国可能面临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危机，并开始组织起来研究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改变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哪些人口后果？其次，什么是合适的改变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评估了后果。 2004年4月，课题组完成了《关于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的集体报告。当时是内部研究，我们的想法不是公开或者炒作，而是给出政策建议。但计生委作为既得利益部门，不让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这份政策建议报告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这些学者对2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新的人口变化进行了研究0、2009年，26位人口人口学知名学者再次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根据计生委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为1.8，最近据说为1.6。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4至1.5。在1.4至1.5的低生育率下，中国未来的人口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减少1/4。近年来，由于学者的研究和呼吁以及社会普通民众的诉求，计生委感受到了更多的舆论压力。 2005年以后，他们千方百计扩大生育，违背事实夸大生育自由化的危险。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做法。他们的宣传内容与我们作为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反。事实上，越家庭有第二个孩子，他们对家庭本身就会有更多的保护。另外，我国早已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家庭有责任养育孩子，这一权利必须归还给家庭。问：但大家也担心，生育放松后，会不会出现人口失控的情况？汪峰：如果放开生育，首先社会会在短期内为生育买单。就是政策刚放开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一波生育潮。需要政府和媒体引导，让大家知道婴儿潮一代的孩子未来在入学和就业方面将面临更多的竞争。但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大。社会总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曾经跟踪1.8万人到江苏农村，其中有4000人有资格生二胎，但这4000人中只有6%生了二胎3年内就会发病。其次，必须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低生育趋势难以扭转。即使放宽生育率，生育率也很难达到更替水平。例如，在我们目前的人口结构中，有10%的人口没有孩子，而大多数人口是一孩。那么有的家庭需要生三四个孩子来平衡多生育，那么就有可能达到2.1的替代率。我们学者反复研究认为，即使生育自由化，草图中出现“超生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很小。如今，80、90年代出生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生活。一方面，他们的生活不稳定，在城市扎堆的压力很大，而且没有经济条件生育更多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效仿享受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拖着很多孩子一起生活。中国最初的目标是控制人口在16亿，后来据说是15亿。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 14 亿。人类社会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极限，下降的原因是人口增长放缓。面对人口的减少，我们没有经验，问：您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出生率过低、人口老龄化的情况难以改善吗？王峰：如果说我们20世纪经历的人口爆炸还没有发生，那么21世纪由长寿和低出生率引起的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也还没有发生。根据联合国2010年人口预测数据，他们有高、中、低三种选择。中期规划：2026年中国人口增速将由正转负。数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困于人口的持续增长。但中国即将面临持续的人口负增长。这场负增长危机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面对20世纪的人口爆炸，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人口众多会带来粮食不足、资源不足等各种压力。但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发现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适当的人口增长会带来很多好处。年轻人结婚、生子、养育孩子，将极大地拉动消费。人们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过去，我们总是认为人类消费是被动的、掠夺性的。但事实上，人类消费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现代社会。今天我们关心的是东西太多，没人买。人少怎么办？问：这是一个新的全球性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王峰：事实上，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人口学家发现，在世界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日本（1.4）。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欧洲（1.6）。低生育率位居世界前列。尽管中国总体人口处于增长阶段，但由于20年低生育率的影响，中国下一代人口规模正在急剧萎缩。当前的增长已经结束，仅仅是由人口增长停滞造成的。随着低生育率出生的人进入育龄期，结构人口将逐渐老龄化，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萎缩，形成人口惯性负增长。第六次人口普查暴露出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危机加剧、青年劳动力减少、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等问题。问：快速老龄化和人口减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影响？王峰：20年后，当两个人要缴纳现在五个人缴纳的税来支持老年人群体的扩大时，中产社会肯定不会是这样。而且20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研究表明，30岁至50岁的人储蓄率最高（即收入超过消费的程度）。未来20年，高储蓄群体占总人口比例将大幅下降，从2010年的50%下降到2020年的46%，然后到2030年达到40%。在决定财政收入和支出时，政府还必须面临所有老年社会都必须做出的政治选择：花更多的钱给享有不同权利的成年人，还是那些决定他们未来的儿童和青少年？现在回想起来，中国相对较多的人口无疑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人口基础。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社会中，经济很难保持活力。问：育龄妇女的生育偏好与前几代人普遍不同。王峰：是的，现在的问题其实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太低，女性的生殖功能被大大削弱。女性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然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早些年，为了在职场上立足，他们婚后不敢立即生孩子。我国的CE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分之一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女性未婚。二三十岁的女性因为压力而没有生孩子。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位于东亚文化圈，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一种解释是，东方人特有的紧密的代际联系导致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不仅要保证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还要帮助他们买房子。东方父母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孩子较少。我们的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社会和公共政策的倾斜，让育龄妇女有条件安全生育，让60多岁、70多岁的人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20多岁、30多岁的人身上。不然女人生孩子少了，一切都嗡嗡作响安妮会受到影响。许多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鼓励生育，但效果并不明显。问：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中应发挥什么作用？王峰：中国现行的人口政策只是历史的产物，这个故事很快就会结束。但有些事情会长期存在，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应该如何合理、科学地制定国家的公共政策？人口减少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15年内中国肯定会达到人口崩溃的地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我们如何保持经济活力？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建立养老、医疗等福利体系，满足未来收入老龄化国家人民的期望？
王峰教授2013年预测：15年中国人口减少，养老金和经济都受影响 |中国 |否认人口|出生率|生育率 mobile_网易移动
我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人口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都低估了中国人口下降的速度。我发现了一篇2013年的文章，是对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峰的专访。王峰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学教授。 2013年，他预测中国人口将在15年内减少。事实上，中国人口将从2022年开始出现负增长。但王峰谈到了人口爆炸。近100年来，由于人类抗病技术的提高、营养水平的提高、文明程度的提高等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人口爆炸。但人口爆炸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出生太多”而是“死亡不够”。这就是实际情况。汪峰还谈到了日本和欧洲：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口老龄化国家能够实现长期财富增长的例子。欧洲和日本的福利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回想起来，人类整体已经学会了如何适应人口增长，但还没有应对长寿社会和老龄化社会的经验。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新课题。例如，西班牙是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失业率高达24%，其中年轻人口失业率高达68%。日本现在的年轻人被称为最悲惨的一代。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财富的增长。他们不仅过着舒适的生活，还可以用一部分钱来赡养孩子。现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年轻人很难入手。日本50%的年轻人以半临时工的身份进入职场。原本日本企业的传统是终身雇佣，但现在临时工泛滥，企业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和长期发展并不投入。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迟结婚或者不生孩子。结果，经济变得缺乏活力并陷入恶性循环。王峰表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老龄化国家能够实现财富长期增长的例子。中国“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愿景从何而来？像日本一样，50%的国家特里的年轻人从事兼职工作。财富如何增长？事实上，近年来财富并没有增长。但毕竟日本受益于中国的红利。男人只有有钱了，运气才不会太差。最终，70%的中国青年可以打零工，或者从事没有五保、住房公积金的低薪工作。中国的制造业正在淘汰不守规矩的机器人。制造业普遍是低薪工作。 2018年，官方公布制造业从业人员超过1亿，农民工8000万。但随着农民工老龄化，大学生也能老龄化吗？谁想去？如果高校“毕业就失业”的状况得不到改善，1995年至2017年这20年出生的3.6亿年轻人中，有可能有一半以上从事兼职工作。他们如何积累财富？不仅财富无法积累，生育率肯定会随着冻结而下降，很可能会降到0.5以下。
以下为王峰教授2013年专访全文： 被拒绝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我们一直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拥挤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你们的研究还指出，过去2000年的人口数据记录表明，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每三到四个人就有一个中国人。但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呼吁中国面临人口危机，这似乎与之前的观念相矛盾。王峰：近年来世界人口史上最重要的故事肯定是生育水平急剧下降，中国也不例外。从1950年到2010年，世界各地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从5个孩子下降到2.5个，尤其是在中国，孩子数量下降到了2.5个。折痕从 6 到 1.4 到 1.5。为什么我们总说中国人口压力大？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对人口的了解给人们留下了印象。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压力是较早的现实。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一百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人自身的变化。世界人口从 15 亿增加到 60 亿，增加了四倍。我们的平均寿命从20世纪初的35岁增加到20世纪末的65岁。近100年来，由于人们抗击疾病的技术进步、营养水平提高、文明进步，死亡率大幅下降，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但人口爆炸的最根本原因不是“出生太多”而是“死亡不够”。问：这种快速的增长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慌，形成这样的想法：人口控制。王峰：人口的巨大增长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危机感。古代的国王总是希望自己的领地拥有较多的人口，这样国家就有更多的税收，也可以有更多的人来打仗。人口众多被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根据土著文化传统，生育能力对于种族的延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传统文化赞扬并鼓励多生孩子。马尔萨斯是一位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他对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感到担忧。他认为人口增长应该受到资源的限制。他的学说的基础是人口增长基于粮食政策，人口对社会福利至关重要。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该理论对政策制定者产生重大影响。渐渐地人们改变了观念：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就是，越强。马尔萨斯之后，人们开始担心人口越多，生活水平就越低。这就是当代人口控制政策的想法的由来。问：与此同时，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诞生了。王峰：马云认为人口的增长应该与农业的发展成正比。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级数理论——人口增长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存手段仅按算术级数增加。任何额外的人口总会以某种方式被带走，而人口又不能超过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然而，距离马尔萨斯提出他的理论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再证明他的理论是错误的。从1960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200%。但得益于技术进步和制度l 绿色革命等改革使全球粮食产量增加了300%。也就是说，在这50年里，人口爆炸并没有带来粮食供应的减少，反而使人均粮食拥有量增加了50%。 20世纪也是人类财富增长最快的100年。世界经济总量增长16倍。与总人口增长4倍相比，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实际上提高了4倍。出生率下降的自身规律 问：很多中国人对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生育浪潮印象深刻。那时，“英雄妈妈”可以生9个甚至10个孩子。如果我们不控制生育，是否会出现灾难性的人口增长？汪峰：人口增长有其惯性。即使死亡率大幅下降，整个社会也不会立即知道。 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普遍发生的事情是人类的生命大大降低了死亡率。然而，传统生育文化的惯性仍然让人们愿意多生孩子，从而导致人口迅速膨胀。每30年，人口就会翻一番。大约一代人之后，家庭逐渐意识到他们不再需要像前辈那样生育那么多孩子来确保存活的孩子数量。由于增长惯性的存在，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960年达到顶峰，年均增长率为2.2%。中国历史上出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63年，大饥荒之后，出现了补偿高峰。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1963年出生的人口约为3025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有意识地控制人口增长之前，中国社会自发地出现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l 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5，接近更替水平2.1。所谓更替水平为2.1，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平均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每一代人口都处于动态稳定水平，不增不减。 20世纪70年代的10年是中国出生率快速下降的10年。这些变化一般是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完成的。问：你的意思是人口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当人们发现不需要高生育率也能成功养育mga孩子，再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因素，高生育率自然会下降吗？王峰：民众有自己的规律，政策制定者常常会被自己的决定所困扰。当每个人都对人口增长感到恐慌时，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各组织投入巨资来推广避孕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口服避孕药的发明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这一运动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就是国际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 20世纪初，女性成年后70%的时间都花在生育和抚养孩子上。 20世纪末，女性成年后仅有14%的时间用于生育和抚养孩子。进入21世纪后，世界又回到了100年前人口爆炸前的状况——生育率再次变得很低。当今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即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人口将变得越来越少。那些在生育高峰期来到世上的婴儿，如今已经开始步入老年，导致了社会要“头大脚薄”。而如果每一代人的孩子越来越少，人口老龄化将会继续加剧。问：您提到，这些变化一般是在 C 推出弱一胎政策之前完成的。这一说法颇为令人意外。王峰：1970年到1979年是中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现在我们再看当年的人口控制政策，发现它的需要是有限的。我们认为人口众多和人口快速增长是一个问题。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实际上，近年来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育观念的改变是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问：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人口少是好事，这样每个人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理解正确吗？汪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成年人人口可以实现长期的财富增长。欧洲和日本的福利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回想起来，人类整体已经学会了如何适应人口增长，但还没有应对长寿社会和老龄化社会的经验。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新课题。例如，西班牙是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失业率高达24%，其中年轻人口失业率高达68%。日本现在的年轻人被称为最悲惨的一代。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期间经历了财富的增加。他们不仅生活安逸，而且只能用一部分钱来养活孩子。现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年轻人很难入手。日本50%的年轻人以半临时工的身份进入职场。奥里吉最后，日本企业的传统是终身雇佣，但现在临时工很多，企业不投资他们的技能培训和长期发展。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看不到好的前景，很多人推迟结婚或者不生孩子。结果，经济变得缺乏活力并陷入恶性循环。公共政策文件提出：当一个国家感觉自己的生育率由过高转为过低，并决定将公共政策从控制人口转变为促进生育时，通常需要经过什么过程？王峰：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意识到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需要鼓励生育时，政策通常会有10到12年的滞后。中国的出生率在1991年就低于更替水平，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2000年左右改变政策，我们的反应不会太慢。但现在我们我们已经推迟了十多年，而我们对人口现实的反应已经落后于许多国家十多年。我们对人口的大部分认识仍然停留在“马尔萨斯陷阱”中。现在回想一下我们的独生子女政策，我觉得当时有很多误解：第一，把人口看成一个数字，是经济学中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事实上，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人口就不会增长。而且，如果强行割断家庭几千年形成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那是一种残酷的文化怪事。 “三年内生育率要降低到多低”的想法只是把人当成数字。其次，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缺乏认识。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人们被认为是主要生活方式的竞争者。三、了解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有限的。我们现在认识到，环境资源的状况更多地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有关，而不是简单地造成人口众多。现在可燃冰和页岩气的开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资源前景。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人类的创造力常常被低估。第四，人口与商品的关系。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也就是说，人类创造的财富高于人口增长的压力。但基于此时的压力，中国政府提出短期内硬着头皮控制人口。问：1991年，中国的出生率低于更替水平。很多人认为这是计划生育的贡献，不然我们今天会更充实。汪峰：正如我之前提到的，o我们的成功率在1979年下降到2.75。如果你比较伊朗和泰国等国家，你会发现即使他们没有像中国那样实行一胎政策，他们的生育率也已经下降到和我们一样的水平。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经常用“30年减少出生4亿”的说法来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增长的贡献。这种说法并不是严格的科学论证。事实上，根据我们的粗略计算，一胎政策本身仅导致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数减少了1亿多，剩下的出生人数不能归咎于严格的计划生育。而且，“少上限生育”的得失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也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问：山西宜城是中国广泛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例外，它没有实行一但近年来其生育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王峰：中国刚实行计划生育时，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亮中堂认为，这不符合农村实际。他担心数以千万计的人会与政府争夺孩子。而且，梁中堂意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他认为，晚婚、晚育以及多生育二胎时间隔、放开的方法，也能达到控制人口总量的目的。后来，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山西宜城的经验很好，但它的经验没有得到推广，所以只能算是一个特例，而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特区。特区的经验值得借鉴。问题：为什么这种良好的体验很难维持？王峰：从2001年开始，人口统计学家意识到中国可能面临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危机，并开始组织起来研究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改变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带来哪些人口后果？其次，什么是合适的改变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评估了后果。 2004年4月，课题组完成了《关于完善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的集体报告。当时是内部研究，我们的想法不是公开或者炒作，而是给出政策建议。但计生委作为既得利益部门，不让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这份政策建议报告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这些学者对2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新的人口变化进行了研究0、2009年，26位人口人口学知名学者再次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根据计生委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为1.8，最近据说为1.6。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4至1.5。在1.4至1.5的低生育率下，中国未来的人口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减少1/4。近年来，由于学者的研究和呼吁以及社会普通民众的诉求，计生委感受到了更多的舆论压力。 2005年以后，他们千方百计扩大生育，违背事实夸大生育自由化的危险。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做法。他们的宣传内容与我们作为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反。事实上，越家庭有第二个孩子，他们对家庭本身就会有更多的保护。另外，我国早已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家庭有责任养育孩子，这一权利必须归还给家庭。问：但大家也担心，生育放松后，会不会出现人口失控的情况？汪峰：如果放开生育，首先社会会在短期内为生育买单。就是政策刚放开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一波生育潮。需要政府和媒体引导，让大家知道婴儿潮一代的孩子未来在入学和就业方面将面临更多的竞争。但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大。社会总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曾经跟踪1.8万人到江苏农村，其中有4000人有资格生二胎，但这4000人中只有6%生了二胎3年内就会发病。其次，必须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低生育趋势难以扭转。即使放宽生育率，生育率也很难达到更替水平。例如，在我们目前的人口结构中，有10%的人口没有孩子，而大多数人口是一孩。那么有的家庭需要生三四个孩子来平衡多生育，那么就有可能达到2.1的替代率。我们学者反复研究认为，即使生育自由化，草图中出现“超生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很小。如今，80、90年代出生的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生活。一方面，他们的生活不稳定，在城市扎堆的压力很大，而且没有经济条件生育更多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们也愿意效仿享受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拖着很多孩子一起生活。中国最初的目标是控制人口在16亿，后来据说是15亿。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是，我们永远无法达到 14 亿。人类社会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极限，下降的原因是人口增长放缓。面对人口的减少，我们没有经验，问：您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出生率过低、人口老龄化的情况难以改善吗？王峰：如果说我们20世纪经历的人口爆炸还没有发生，那么21世纪由长寿和低出生率引起的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也还没有发生。根据联合国2010年人口预测数据，他们有高、中、低三种选择。中期规划：2026年中国人口增速将由正转负。数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困于人口的持续增长。但中国即将面临持续的人口负增长。这场负增长危机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面对20世纪的人口爆炸，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人口众多会带来粮食不足、资源不足等各种压力。但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发现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适当的人口增长会带来很多好处。年轻人结婚、生子、养育孩子，将极大地拉动消费。人们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过去，我们总是认为人类消费是被动的、掠夺性的。但事实上，人类消费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现代社会。今天我们关心的是东西太多，没人买。人少怎么办？问：这是一个新的全球性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王峰：事实上，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人口学家发现，在世界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略高于日本（1.4）。这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欧洲（1.6）。低生育率位居世界前列。尽管中国总体人口处于增长阶段，但由于20年低生育率的影响，中国下一代人口规模正在急剧萎缩。当前的增长已经结束，仅仅是由人口增长停滞造成的。随着低生育率出生的人进入育龄期，结构人口将逐渐老龄化，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萎缩，形成人口惯性负增长。第六次人口普查暴露出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危机加剧、青年劳动力减少、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等问题。问：快速老龄化和人口减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影响？王峰：20年后，当两个人要缴纳现在五个人缴纳的税来支持老年人群体的扩大时，中产社会肯定不会是这样。而且20年并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研究表明，30岁至50岁的人储蓄率最高（即收入超过消费的程度）。未来20年，高储蓄群体占总人口比例将大幅下降，从2010年的50%下降到2020年的46%，然后到2030年达到40%。在决定财政收入和支出时，政府还必须面临所有老年社会都必须做出的政治选择：花更多的钱给享有不同权利的成年人，还是那些决定他们未来的儿童和青少年？现在回想起来，中国相对较多的人口无疑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人口基础。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社会中，经济很难保持活力。问：育龄妇女的生育偏好与前几代人普遍不同。王峰：是的，现在的问题其实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太低，女性的生殖功能被大大削弱。女性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然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早些年，为了在职场上立足，他们婚后不敢立即生孩子。我国的CE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分之一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女性未婚。二三十岁的女性因为压力而没有生孩子。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位于东亚文化圈，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一种解释是，东方人特有的紧密的代际联系导致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不仅要保证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还要帮助他们买房子。东方父母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孩子较少。我们的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社会和公共政策的倾斜，让育龄妇女有条件安全生育，让60多岁、70多岁的人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20多岁、30多岁的人身上。不然女人生孩子少了，一切都嗡嗡作响安妮会受到影响。许多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鼓励生育，但效果并不明显。问：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中应发挥什么作用？王峰：中国现行的人口政策只是历史的产物，这个故事很快就会结束。但有些事情会长期存在，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应该如何合理、科学地制定国家的公共政策？人口减少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15年内中国肯定会达到人口崩溃的地步。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我们如何保持经济活力？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建立养老、医疗等福利体系，满足未来收入老龄化国家人民的期望？ 